一
７８岁的韩天衡走进会客室，看起来气色不错，银发，眼镜，素衣裹身。
很少人知道，他从65岁时身体开始不好。那时，严重的腰病使他晚上无法卧床入睡。上海的冬夜难熬，他只能穿羽绒衫裤坐在椅子上撑过去。为了防止熟睡后摔跤，太太将他与椅子绑在一起。在走路要用助步器的情况下，他仍以书画印做纾困之事。近年来身体逐渐好转，但遇上人多的场合，身边的太太依旧格外紧张。
在许多人眼里，某种程度上，韩天衡在篆刻家的身份之外，也是近代艺术史的“见证者”。
现在想想，这个称呼有几许在理:他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九岁，经历过文革和改革开放。他从小奏刀治印，写诗，学画，师从方介堪、方去疾、马公愚、陆维钊、谢稚柳等大家，攻艺坚忍，在动乱中与黄胄、李可染、陆俨少等艺术家相知相交。
谢稚柳老师（左）与韩天衡（右）
师辈们将收藏与学识相贯连，成为硕学鸿儒乐享其间的雅事，也在冥冥之中引导韩天衡走上收藏之路。韩天衡自年轻时即喜收藏，自1957年买下第一件藏品——一方南宋眉纹歙砚后，他逐渐构建了一个庞大王国。
他也是收藏家？不，这并不是韩天衡对自我的认知。在更多时候，他愿意说自己是一个艺术品的“收容者”。
1975年，韩天衡（右）在篆刻家方介堪老师（左）家中学习篆刻
回顾韩天衡的收藏之路，他不靠一掷千金来收购，而是从假的里面挑真的、从差的里面去挑好的、从便宜的里面挑值钱的，亦或者自己的作品去换所需要的。
如今的收藏世界已大不同。采访中，我们与韩天衡坐在会客室里聊天，他说，“四十年前，我们可以从一大堆碎玻璃里找出大的钻石。今天你到很多地方去看，我们却能从一大堆钻石中看到很多大玻璃。”每当采访中提到自己的收藏，他就会在空中比比划划，描述与它们相遇相知的故事。
1960年，身着海军军装的韩天衡与父亲及兄妹合影
二
“在解放初期是没有‘收藏’这个字眼的，那时候‘收藏’是一种封建资本主义思想。”韩天衡回忆，上世纪五十年代，无论私人的古玩店还是国家的文物商店，都门可罗雀。
那时文物商店的东西很便宜，吴昌硕的一幅对联只要四五元钱，却无人问津，田黄印石也不过三十元左右。但即使如此，他还是有空就跑去看一眼。当时还在部队服役的韩天衡每月领津贴有限，为了学习书画和篆刻，只能从牙缝里省一点出来买。
唐云先生（左）与韩天衡（右）
但很快，文革开始了。
在动乱中，知识分子受到狂风暴雨般的冲击。黄胄、方介堪、谢稚柳、王个簃、唐云、陆俨少等大师被划为“反动学术权威”，先遭到了红卫兵抄家和无休止的批斗，年轻的韩天衡也被赶到五七干校劳作，只得在夜里写字篆刻。
韩天衡遇见董其昌《兰亭序手卷》是在文革刚开始。正所谓“盛世藏宝，乱世藏粮”，许多人为了避嫌，都在“烧四旧”。韩天衡在路边偶遇老者欲焚手卷。他凑近一看，惊了，这原是明代宣德年间内廷专用的乌丝栏，在卷首下端织有“宣德内府监造”六个篆字，系皇帝专用之物，想必是流落民间两百年后，辗转到了董其昌手里，遂在上面誊写兰亭序，传诸后人。
明.董其昌（1555-1636）行书《兰亭序》（局部）
陆俨少（1909-1993），兰亭修禊图合卷。（局部）
韩天衡美术馆馆藏
见着好东西他挪不动步了，决定“顶风作案”。为了凑够买画的50元钱，他咬着牙到当铺卖掉了一对大红袍鸡血、两只玉笔筒、张熊的十二开册页和两套明代的古籍，凑了19块钱定金，余款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花了十余月付清，保手卷免受火光之灾。
十年动乱结束后，谢稚柳先生见到这卷董其昌的书法喜出望外，称其为不可多得的国宝级文物。1975年，韩天衡请陆俨少先生在卷末画了一幅长卷《兰亭修禊图》，画中人物多达29位，融于会稽的佳山水之中，这也是陆俨少唯一以兰亭为题的长卷。
韩天衡（左）与陆俨少先生（右）
三
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务院成立书画鉴定组，对全国所有博物馆的古字画进行普查。鉴定组由谢稚柳组长，组内有启功、徐邦达、刘九庵、杨仁恺等鉴定家，皆为韩天衡熟稔的长辈。
韩天衡记得，那时自己常跟随老师前往博物馆鉴定字画。博物馆的专家把一卷卷的字画挨个展开，只要露出来一个树梢、一根竹叶，亦或是一根竹杆，落款都没有出来，老师就开始报名字：这个是八大的。”“这个是石涛的。”“这个不对，假的。”
韩天衡（左）与启功先生（右）
“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每一根线条都是画家的习气、笔性功底和修为，老师对这些大家的研究深入到一个极致的程度，才能一眼看出来这是谁的。就是现在我们说的‘眼力’。”韩天衡说。
这“眼力”二字，也是他几十年来的修行和行走江湖的行当。
源于从小刻印，韩天衡对印材格外关注。从最早收的青田、八十年代的昌化鸡血，到九十年代初期的寿山石和中期的巴林石，他藏有上佳印章石数千方，对古印研究也颇有心得。
韩天衡刻印
九十年代早期，内地正值市政交通建设高潮，常有古墓见光，文物失散现象严重，经文物贩子之手辗转流落港澳台。而香港古玩店最集中，常有好东西，但价格吓人。韩天衡在去澳门讲学期间，得暇时总会去逛古董店，淘点东西。
机缘巧合，他在九十年代初见到了一方金印。印钮为龟钮，双目圆睁，龟首前伸，龟身背部刻凿简洁的直线纹和人字纹，边缘排列有月牙形纹饰。印面阴刻“关中侯印”四字篆书。该印印文布局饱满，字体遒劲。韩天衡一看，好东西啊，可以买。怎知古董商人自曝这方印章已被两家博物馆鉴定为假，还出具了书面证明。
关中侯印
韩天衡美术馆馆藏
虽然博物馆说是假的，韩天衡还是应了商家的索价1万5千美金。在九十年代，1万5千美金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他坚持用这笔钱买了一件被两家博物馆认证为“假货”的金印。鉴定后这方两岸故宫博物院都没有收录的“关中侯印”被认定为三国遗物，是研究印学发展与古代官制的难得标本。
关中侯印
韩天衡美术馆馆藏
“我不能说我样样都懂，有时候就是运气好。在收藏中的眼力就是鉴定艺术品方面的知识。你知识越渊博看问题比人家看得透，你能够从多方面去鉴别。人家认为不行的东西恰恰就是很好的东西。”韩天衡如是说。
几十年来，韩天衡先后“捡漏”八大山人、祝枝山、文征明、吴熙载方竹四面印、齐白石刻章、大西洞端砚、“承清馆印谱”母本、明代吴彬《八仙图》······这些流散各处的不朽生命被他像将一个个孤儿领回家。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从这些良师益友那里汲取艺术养料，在艰难困苦的年代从中获取莫大安慰。
四
韩天衡的收藏有多少？价值几何？他自己也搞不清楚。
他只知道，从一开始，这些艺术品对自己而言就非商品一般的存在。“我买艺术品既不是为了‘藏’，也不是为了未来去换钱，而是将它们作为‘老师’请回来的，提高自己的学养。”
“我特别喜欢他们。我睡在床上也看，看累了就放在枕边，早上起来继续摸索阅读，他们对我来说既是老师，又是伴侣。它们从来不会老去，反而是时间越长文化内涵也越丰富。“迈进70岁之后，韩天衡时常面对这些艺术品感叹时光飞逝，说自己老了，却欣喜于它们的历久弥新。
“这么多艺术品，未来打算怎么办？”十多年前有人发问。而韩天衡打从一双儿女懂事起，就向开始灌输自己要将藏品捐掉的想法。他对孩子们说：“爸爸只是这些藏品的保管员，他们终将要回到社会。”
2011年2月14日，经过与家人协商，韩天衡将珍藏的846件历代艺术珍品、290件创作作品和一万多册图书捐赠给上海嘉定区人民政府。由于捐赠品众多，工作人员仅从韩天衡家集中搬运就有6次，最初负责整理的5人小组注释考证花了整整8个多月的时间。同时，他将国家奖励给他的2000万元人民币悉数捐出，成立了韩天衡文化艺术基金会。
韩天衡美术馆外景
2013年10月，以韩天衡命名的美术馆正式开馆。美术馆由已有70多年历史的“飞联纺织厂”改建而成，保留了老厂房原有结构，砖红色的烟囱、锯齿状的屋顶错落。韩天衡的身份和艺术品特殊的故事为艺术馆带来了巨大人流，韩天衡美术馆猪已逐渐成为艺术爱好者必来的一个景点。
如今的韩天衡仍然坚持与书画印为伴。他开始写书，策划书画文玩收藏展。有空的时候，也会去馆里转转，见见自己的“老师们”。
时至今日，他最为感慨的，便是这些从兵荒马乱的时间间隙中幸存下来的藏品，与自己大半生收藏的故事一起，以美术馆的形态真切地伫立在身后，为世人讲述跨越千年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