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正先生
时下的书画篆刻界，大师满天飞、大家遍地走。本来大师也好、大家也罢是很值得尊重的，一个时代若少了大师大家的“到位”终归寂寞了一点。偏偏“大大”们的数量一路猛涨，连一般平头百姓都觉得不可思议，于是，大师的贬值、大家的失落便顺理成章地发生了。
余正一贯不愿与自诩为大师、大家的炒作者为伍，私下场合还忍不住冷嘲热讽几句——脑子清楚的篆刻家大概不会认可别人给自己头顶封上无聊的“大大”帽子，但余正堪称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篆刻教父，也许他本人同样不一定认可这个称谓。没关系，教父只是起到一种导师的作用，学成与否，是学生们自己的事。而对于学生来讲，导师的作用有时就是要比大师大家们巨大得多，因为“他”是“自己的”。 余正的“伟大”正是他出色地扮演了一位成功的篆刻教父形象——在浙江篆刻界。谁也没有能力与实力来替代他的位置。近20余年浙江篆刻的发展，一直稳居全国前茅，余正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功臣，这位篆刻教父首先是脚踏实地的站在浙江的土地上、站在浙江篆刻的立场上来施展个人魅力的。与余正亲近过的人，一定知道他最没艺术家的酸腐气、最没书协领导的臭架子，他的风趣幽默、他的语重心长、他的远见卓识是自自然然、轻轻松松的传达，找不出忸怩造作的痕迹，即使是他的认真，也不会让旁人感到“恐惧”与紧张。其次，他特别强调艺术是一种自娱娱人的东西。从没有把艺术渲染成一种高深莫测的事业。所以他常念叨的“远看石头大、近看大石头、石头果然大、果然大石头”的讽寓打油诗。一方面是酒足茶饱后的宽胃剂，另一方面也是对非艺术之擅的同道晚辈的良苦善谏。相较于外界的敬服，余正并没有刻意将自己视作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教父”，内心浪漫的他知道如何调教学生，也容忍学生反过来对他进行某种调教，而他的气度智慧在于他知道此时自己该怎么做。以及对不同的学生再来取不同的反调教措施，教学相长。余正的不保守，原因庶几在斯。迄今报刊上难得见到介绍余正的大小专题文章，似乎仍丝毫未影响余正在全国篆刻界的美誉度。大师不是介绍出来的，大家不是“曝光”出来的。以余正积极入世的态度，他当然不可能清高到要做隐士高人而不食人间烟火。不食人间烟火，那还算人吗？既食人间烟火，又食金石力，才是完整的透明的篆刻家余正。余正的斋馆名署“今日轩”，怀思昨日，珍惜今日，今日是木。没有今日便没有明日。明日之梦不是余正今日的梦想，明日之梦应该由余正的学生来做，只有做好今日之事。明日之梦才会更香甜更“迷彩”。
谈起浙江印坛,余正是个无法回避的人物。以他在篆刻创作上的综合实力及多方面才能,单凭一手工稳严谨的浙派印风,足成名家。作为专业印人,他长期在西泠印社从事篆刻创作,师承名师韩登安,研习浙派印风,印章以结构精严端方、气格宽柔和惠著称。在创作上,他力主继承有变,故在传统的基础上,广泛吸收融纳,结合自己的个性、审美情趣于其中,加意加精,并付诸创作实践。创作得浙派印学精髓,将工整细腻而又富于变化的创作风格发挥至极致。被认为是当代浙派印人里技术全面、功力精深,有独到见解的印人。
在我看来,把余正看成是一个单一的印人未免不合实情。不说他在印学研究上的成就,即以培养篆刻人才一项相论亦足堪载入史册。
1981年杭州创建“印友会”,一百多名会员来自社会各界,有志于印艺的青年聚集在一起,交流学习,以印会友。余正是“印友会”的主要导师,他给会员们提出的口号,就是韩登安先生常挂在口头的“继起应争第一流”,树立远大的目标,攀登印艺高峰。这个有“民间篆刻学校”之称的“印友会”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造就了一大批篆刻人材,论浙江在中国印坛的实力,显然与余正80年代初、中期以“印友会”为平台,有意识培养篆刻的后继人才的策略有关。正是有余正那样一些先生的努力,才造就了后来浙江印坛的繁荣。他的学生中,有三十余人加入了中国书协,有十五人成为西泠印社社员。曾经的“印友会”会员、杭州市书协副主席蔡树农在谈到余正时说:“余正的‘伟大’正是他出色地扮演了一位成功的篆刻教父形象——在浙江篆刻界,谁也没有能力与实力来替代他的位置。近二十余年浙江篆刻的发展,一直稳居全国前茅,余正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功臣,这位篆刻教父首先是脚踏实地地站在浙江的土地上、站在浙江篆刻的立场上来施展个人魅力的。”在我看来,“教父”一词或许就是“指导老师”另一种俏皮略带亲切的表达,恐怕最能道出“后学”与导师之间那种水乳交融的关系。
作为一个有责任感、使命感的印人,余正始终对年轻一代抱有热情,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2003年西泠印社百年,余正策划主编的五本一套系列丛书里,有一本中青年印人作品集,收入三十二位印坛青年才俊的作品。入集的印人是在征集全国各地专家同好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的,颇能反映当时中青年实力派印人的概貌。近十年过去了,这三十二位青年印人,都已成为当代中国篆刻的中坚。余正在编后记写道:“艺术日新,活跃在中国当代印坛的众多青年才俊,他们正处于艺术创作的旺盛期。‘十丈龙孙绕凤池’,篆刻艺术发展的辉煌前景已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携手同行,互相勉励,共同奋进。”可以说余正一直不废初衷,仍然抱着往日的情怀,利用自己在艺坛的影响获得的资源,全力推介他认为有希望、有才能的印坛后起才俊。
余正在印学研究上的成就一点也不亚于他培养推介印坛年轻新进。他自己的创作承脉浙派,浙派是印学史上的一个大流派,是印学史上的长江,但是我们对于浙派的许多细节并不了然。余正作为后继的浙派印人,又在浙派的发源地杭州生活,觉得有责任廓清浙派印人的相关问题。众所周知,在印学史上,浙派的影响巨大而深远,至今还没有一个群体能超越。浙派印风由丁敬开创,经过七家的反复实践形成系统。除了流派史上的意义,浙派是印学史上连续性最紧密的一个流派。在浙派自身发展过程中,围绕八家自觉聚拢了一批浙派印风的追随者,担负起印风的扩散和传播,有力地推动浙派印风对整个印坛的辐射。另外,八家后诸多大家发轫于浙派的现象,亦足以证明浙派在印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清乾嘉之间八十五年里的印坛,各路精英汇集,大显身手,印坛的繁荣局面一时无两。按沙孟海说法:“这一时期是印学界人才最盛、百花齐放的时期。”这其中,以浙派印人的力量最为雄厚。余正在《浙派篆刻赏析》这本书里,对多少年来一直模糊不清的浙派问题作了解答。并对印学史上一些针对浙派印人的偏见根据文献记载及浙派印人的传世作品作了澄清。余正对于浙派传承线索的梳理,建立于文献和传世浙派印人作品的解读,多有创获,立足于印人史料及大量浙派作品基础上的研究,翔实明晰,令人信服。扬州大学教授、印学理论家张郁明在看到这本书后,这样评介:“浙派一书,是所见论浙派著作中最系统、最具说服力、最精彩的一本。西泠需要这样一本书,中国印坛也需要这样一本书也。”并对余正言简意赅的写作表达方式大加赞赏。
作为西泠印人,余正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在西泠印社工作,他对西泠历史的关注最终也成为他研究的一个课题。成立于1903年的西泠印社已经拥有超过百年的历史,成为名副其实的百年名社,不过,正像20世纪中国出现的其他艺术团体一样,带有极大的自由倾向性和随意性,这和当时中国的国情有关。当百年后人们试图用精确的现代思维去打量它时,会发现有些困难。1956年秦康祥编纂、孙智敏裁正的《西泠印社志稿》是我们回望西泠历史的重要文献,《志稿》勾画出了这一百年历史演变中某一阶段的历史真实或发展脉络,为印社保存了珍贵而丰富的社史资料。2003年余正整理点校的《西泠印社志稿》以原件影印的方式公开出版,使得这一珍贵社史资料以历史原貌和公众见面。在《志稿》出版的同时.余正因整理点校之便,综合其他文献史料,写成《西泠印社早期社员的考察》一文,对于疑窦丛生的早期社员状况作了一番周详的考察。拨开重重疑云,早期印社社员历史原貌得以重现,西泠的学术贡献赖以光大流布,这也是对西泠先贤最好的纪念。这样的工作自然有作为西泠人的感情在,更是一个印人身兼印学研究者的历史责任感使然。
作为印人,余正只出过薄薄的一本《(禅海珍言刻石》。我曾问过他为什么不出一本自己的篆刻集,因为他有能力而且有这样的才力。他笑而答日:“不如前辈,不如朋友,以待来日。”不过,作为印学研究者的余正,已经有丰盛的著述:《中国印学年鉴》《浙派印风>《赵叔孺王福庵印风》《浙派篆刻赏析》等等,而经他手编的印谱印书更多。余正是他们那一代人里优秀的印人、中国印坛不可多得的多面手,能歌善舞。我也愿意把他看成是印学家和青年印人们的导师,每一项,他都名实相符。 早在1983年余正就发表过《印学研究分类简表》,这份结构清晰的简表,把中国印学史的发展历程、审美历程和这个学科涉及的相关内容勾画得清清楚楚,单凭这份简表就可见出余正的印学史观及学识。这样看,以印人著名的余正,其真正的本色应该是印学。
余正篆刻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