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之谦者，字撝叔、益甫、孺卿，号悲庵、无闷，浙江绍兴人也，晚清艺术大家，印有盛名，时人称其为“数百年不世出之艺术奇才”。
吾尝闻一域大成者，往往非历艰经难而不得道也。汉司马迁有云，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又有古贤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吾观赵氏之谦一生，斯言验于其身也。
史料载，赵氏之谦生于清道光己丑（1829年），商贾之家，富裕殷实，加之天资聪颖，两岁孩提即能以笔作书，兼有过目不忘之能，好学乐思，幼时博览经史百家，得其穷要，乡人以为异才。然世事无常，年方十四，母病亡，次年，兄为仇诬，以讼破产，自此家道中落，竟至终岁奔走，卖衣续食之窘境。
然少年之谦者，穷且益坚，不堕青云之志，虽身处寒苦之境，仍能勤学不缀。舞象之年（1845年）从山阴大儒沈氏霞西习金石汉学，学业大进，未及弱冠即开馆授徒，有声邑里，得才俊之名。又娶妻成家，妻贤女巧，虽不复门庭显耀，却也和睦平顺，安居乐业。
后之谦外出游学，至杭城入西泠钱松叔盖门下，深得钱氏厚爱真传，两年后学成辞师，继而南下，经金华、福州、泉州、武夷、雁荡等地，再复返杭城，入缪梓府为幕僚，得展经世之才，有政声。又咸丰己未（1859年）应试中举，治印游于浙、皖、秦汉之间，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化为己用，初具风格。其时，家和业兴、艺事精进，是为之谦人生之黄金年华。
然凡尘多妄，经年未几，太平军北抗清廷，咸丰辛酉（1861年）战火燃至绍兴。为避战祸，之谦狼奔豕突逃难于外，辗转颠沛浙闽之间，其时虽与江弢叔、魏锡曾、吴熙载等同道游于艺，并传印坛佳话。然不幸者，留守家乡妻儿竟于期间先后因病辞世，待次年之谦瘁力返乡，祖宅不存，妻女阴阳两隔矣，悲者如斯乎！
为悼亡妻爱女，之谦乃号悲庵，寓“人生到此，天道宁论”悲怆之意。此后，署其书斋名曰二金蝶堂、苦兼室，亦皆隐悲苦执念之情于其中焉。后刻数印“悲庵”、“三十四岁家破人亡乃号悲庵”、“我欲不伤悲不得已”记其悲情，皆一时心境之映照也。
次岁初冬（1862年），之谦乘船北上，经沪、津入京，此后十年，先后三次入京赴考。然时运不济，屡试屡黜，终不得仕。期间虽“京中大僚，争相宾礼，求文章书画者，日接于户”，才艺名动京师，然于生活层面，却栖迟逆旅，煮字为粻，以会馆塾师为业，戚戚度日。
滞京期间，幸得同好旧友胡澍、沈树镛、魏锡曾相伴，“四人者，皆癖嗜金石，奇赏疑析，晨夕无间......”，又逢当时京城文物出土颇丰，金石碑版亦不鲜见，若砖瓦镜铭、碑碣造像诸物，皆成之谦篆印取材之源，更增益其能，于印一域遂有大成矣。
同治十年（1871年），之谦终得入仕，分发江西为官，先后任鄱阳、奉新、南城诸地县令。为求经世致用，之谦“誓不奏刀”，不复治印。此情可见之谦于光绪八年（1882年）为潘祖荫治人生最后一印“赐兰堂”，是印边款云“不刻印已十年，目昏手硬......”
之谦为官，清正廉洁，勤政爱民，然囿于官场昏腐，左右为难，终不得志。其与弟书感慨曰：“今日方知做官之术，不出卑鄙无耻四字，断非吾辈所能......”个中艰辛，冷暖自知。
光绪甲申初冬（1884年），之谦积劳成疾，殉于南城任所，年仅五十有六，印坛失一巨擘矣。
若计之谦篆印之时，前后仅二十载（24-44岁之间），治印不足四百方，竟能成就震烁古今之印坛威名，岂不令人啧啧称奇哉？！
嗟夫！若此罕见异才，却一生悲苦，颠沛流离，怀才不遇，英年而逝，惜哉！然之谦艺有大成，名声显于当世，良泽披于后人，又或为桑榆之幸也！
【后记】石安初时习印，尝遍临《赵之谦印谱》旧本，后从闽南王守桢师习篆，王师为浙省印家钱君匋弟子，印作皆存赵氏遗风，如此上溯，亦有渊源矣。吾今所刻，虽未入其室，亦略存其神也。